《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2028年)》深度研究报告

2026-10-23 创始人 9414次
2026年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2028年)》(国能发规划〔2026〕45号,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并于7月10日公开发布。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能源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首个综合性三年行动方案,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形成政策接力。《行动计划》以”能源产供储销用全链条”为分析框架,确立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煤电产能比例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矿区油区和零碳园区等核心目标,并在政策层面首次明确在鄂尔多斯、渤海湾、准噶尔、珠江口盆地布局二氧化碳驱油封存项目,同时提出研究将CCUS纳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本报告在系统解构政策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术文献对CCUS技术经济性、煤电低碳化技术路线、零碳园区能源系统、“双控”制度转型等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互证分析,最后面向科研机构提出若干前沿研究议题研判。报告认为,《行动计划》标志着我国能源治理从”能耗约束”范式全面转向”碳约束”范式,CCUS正从示范工程阶段迈向”政策嵌入式”规模化部署的前夜,其中捕集成本下降曲线、源汇匹配优化、驱油封存协同机理与碳市场收益机制设计,将是决定2028年政策目标兑现度的关键科学与工程问题。

关键词:节能降碳;碳达峰碳中和;CCUS;二氧化碳驱油封存;煤电低碳化;零碳园区;碳排放双控

一、政策背景与战略定位

1.1 “双碳”进程中的”十五五”窗口期

《行动计划》的出台处于我国”双碳”战略时间轴的关键节点。2020年9月我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十四五”期间能源结构转型取得历史性突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20年的56.7%降至2025年的51.4%,非化石能源(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由16.0%提升至21.7%,历史性超过石油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品种,形成煤、油、气、非化石能源”四足鼎立”的格局(国家统计局)。能效方面,“十四五”期间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全国万元GDP能耗累计降低16.1%,超额完成累计降低13.5%的约束性目标(国家统计局)。这一成绩为”十五五”期间从强度约束转向总量与强度并重的”碳排放双控”奠定了数据基础与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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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2020—2025年)与2030年非化石能源目标
从达峰进程看,学术与产业研判均指向化石能源消费正逼近峰值平台。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孙宝东的研究认为,若无极端因素影响,煤炭消费有望在2025年进入峰值平台期并在”十五五”期间维持峰值水平,石油消费或已达到峰值(中国煤炭)。《行动计划》在总体要求中明确写入”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这是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文件首次将油气煤消费达峰作为政策直接目标,其学术含义在于:能源系统减排的重心正从”增量替代”转入”存量替代+末端治理”并重阶段,而这正是CCUS等负排放与深度脱碳技术价值凸显的结构性前提。

1.2 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制度变迁

《行动计划》深层的制度背景是能源治理范式的系统性切换。202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作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的关键制度,正式将碳排放双控要求纳入党内法规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提出合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要求,《行动计划》正是落实该意见的能源领域实施方案(东方财富网)。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型,使非化石能源与原料用能从约束性考核中剥离,从而为高载能产业的绿电替代打开了制度空间。
学术界对这一制度转型已有持续跟踪。Wen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评估了能耗双控与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减排合规效应,指出向碳排放双控转型是优化能源治理的必要路径(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Tan等进一步比较了两种双控政策的差异化影响,认为碳双控更能精准引导能源结构脱碳而非简单压减能源服务(Climate Policy)。Yang和Lo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与能效政策的跨部门系统综述亦表明,双控制度的考核对象转换将重塑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Energy & Environment)。《行动计划》第十八条要求围绕煤炭开采洗选、油气勘探开发输送存储、电力生产输配、氢能制取储运、炼油、煤制燃料等环节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机制,并推进基础能源产品碳足迹标准制定和因子研制,正是碳双控从”考核制度”下沉为”计量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中国政府网)。

1.3 政策体系中的衔接关系

《行动计划》并非孤立文件,而是嵌套于一个密集的”十五五”节能降碳政策矩阵之中。按其官方答记者问的表述,该计划”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相衔接”(国家能源局)。2026年5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锁定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行业,提出到2028年底工业重点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新华网)。可以观察到,煤电”15个百分点”的指标在两份文件中完全一致,说明《行动计划》在煤电领域承接了攻坚行动的量化目标,并补充了CCUS改造、燃料掺烧等技术路径。
在更宏观的层面,《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2026年6月25日印发)确立了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的总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5%,并将氢能与绿色燃料首次纳入国家能源规划的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此后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细化了消纳与系统灵活性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行动计划》在这一矩阵中的独特功能,是把”十五五”规划的结构性目标转译为能源行业各环节(产、供、储、销、用)可考核、可追踪的三年行动任务,其周期(2026—2028)恰好覆盖”十五五”前半程,构成碳达峰前最后冲刺期的施工图。

二、《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与量化目标解构

2.1 总体要求与核心指标

《行动计划》总体要求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效水平、强化科技创新、完善政策支撑为重点,把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并设定到2028年的五组核心目标(中国政府网)。其中最具约束力的量化指标是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以2025年21.7%的实际基数推算,2028年该指标将达到约24.7%,恰好逼近2030年25%的约束性目标,体现出”以三年行动保五年规划”的指标设计逻辑。煤电领域的”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煤电产能比例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则直接呼应了五部门攻坚行动计划中煤电行业的同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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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2028年)》政策框架解构
值得注意的是定性目标的方向性信号:“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和”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首次将”零碳”概念从消费侧园区延伸至化石能源生产端。这意味着煤炭、油气生产环节的碳排放——包括瓦斯逸散、油气田放空燃烧、自备电厂排放等长期以来处于统计与治理灰色地带的排放源——被正式纳入节能降碳的政策射程。配合第十八条对能源各环节碳排放统计核算机制的部署,生产者侧排放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MRV)体系建设将成为”十五五”能源治理的基础工程,也为碳排放双控在能源行业的落地提供了计量前提。

2.2 与上位规划及配套文件的指标衔接

将《行动计划》核心指标与上位规划、配套文件并置比较,可以清晰看到其”承上启下”的指标转换功能。下表汇总了各文件的主要量化目标:

政策文件

发布主体与时间

核心量化目标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26-06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2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50%;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35%;能源综合生产能力58亿吨标准煤;单位发电量碳排放下降>10%(国家发改委)

《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2028年)》
国家能源局,2026-06-26印发、07-10发布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煤电能效标杆产能比例提高15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矿区油区与零碳园区;煤电CCUS/掺烧改造后度电碳排放降低10%左右(中国政府网)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五部门,2026-05-18

九大行业能效标杆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15个);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节能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新华网)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24-07

2025年首批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同类机组平均水平降低20%左右;2027年降低50%左右、接近天然气机组水平(国家发改委)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26-07

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18亿吨标准煤;风光装机28亿千瓦以上、发电量占比30%;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200万吨(国家发改委)

 从指标咬合度看,《行动计划》至少在三个维度完成了对上位文件的”工程化”转换:其一,将2030年25%的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标分解为年均约1个百分点的推进节奏;其二,将煤电低碳化改造方案中”生物质掺烧、绿氨掺烧、CCUS”三条技术路线具体化为”零碳低碳燃料掺烧和CCUS改造建设后度电碳排放水平应降低10%左右”的行业普遍要求——这一门槛显著低于2024年方案对示范项目的20%—50%要求,反映出政策从”示范引领”转向”面上推广”的定位差异;其三,将零碳园区从2025年12月公布的首批52个国家级建设名单(国家发展改革委)扩展为”支持建成一批”的滚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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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主要指标:2025年基期与2030年目标
指标体系之间的张力同样值得研究者注意。一方面,能源消费总量仍在增长——2025年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61.7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5%(国家统计局)——非化石能源占比年均1个百分点的提升意味着每年需新增非化石能源消费约6000万吨标准煤量级,对新能源装机、消纳与电网调节能力形成持续高压;另一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将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从此前的90%以上调整为”保持在90%左右”、并分地区设定85%—95%的指导目标(国家能源局),表明政策层已接受以适度放宽利用率换取更大规模装机的权衡逻辑。这一”量率权衡”的实证评估,是能源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现实切入点。

三、生产供应侧:化石能源行业的节能降碳路径

3.1 电力系统:火电节能降碳与新能源消纳的双线并进

电力行业是我国能源系统碳排放的最大来源,也是《行动计划》着墨最多的领域。文件第二条提出”深入推进电力系统节能降碳”,三条任务构成”存量减排—通道优化—增量消纳”的完整链条。在存量端,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60万千瓦级机组超(超)临界跨代升级改造,并”支持对具备条件的机组实施零碳低碳燃料掺烧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改造建设,改造建设后度电碳排放水平应降低10%左右”(中国政府网)。这一表述的政策意涵在于,CCUS首次从”示范工程专属技术”变为现役煤电机组改造的标准选项之一,与生物质、绿氨掺烧并列纳入常规政策工具箱。
学术界对煤电低碳化三条路线的比较研究为上述政策设计提供了注脚。Sun等的生命周期评估表明,在碳中和约束下绿氨掺烧系统的碳排放可低于配置碳捕集的燃煤电厂,但其经济性高度依赖绿氢价格曲线(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Wang等对氨煤混燃的系统综述指出,掺烧比例提升面临燃烧稳定性、NOx控制与氨供应链三重约束(Energy & Fuels);Wu等基于地理空间分析为中国煤电 fleet 的绿氨掺烧布局提供了避免碳锁定的优化方案(Nature Communications)。舒印彪等关于电力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的研究则构建了深度低碳、零碳、负碳三类电力转型情景,为理解”度电碳排放降低10%左右”这一过渡性门槛在长周期路径中的位置提供了框架(中国工程科学)。综合文献判断,10%的降碳门槛实质上是政策在”技术可达性、改造成本与减排激励”之间选取的均衡点,其松紧程度将直接决定CCUS改造在煤电存量中的渗透率。

3.2 煤炭:从开采端到洗选端的全程降碳

《行动计划》第三部分聚焦煤炭生产供应环节,涵盖智能化开采与节能装备推广、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就地开发、选煤设施智能化建设与落后产能限期达标、煤矸石与煤泥资源化利用、煤矿瓦斯全浓度利用等任务(中国政府网)。其中”加强煤矿瓦斯全浓度利用,推动瓦斯发电、蓄热氧化等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具有突出的温室气体治理意义:甲烷的全球增温潜势远高于二氧化碳,煤矿瓦斯(煤层气)的低浓度与乏风部分长期因技术经济性不足而直接排放,“全浓度利用”的提法意味着政策目标从过去的高浓度瓦斯利用扩展至低浓度乃至通风瓦斯的蓄热氧化利用。
煤炭环节的降碳还需置于煤炭消费达峰的宏观叙事中理解。如前文所述,煤炭消费预计在”十五五”期间维持峰值平台(中国煤炭),这意味着煤炭行业的碳排放治理在消费总量见顶后将越来越依赖生产端效率提升与逸散排放控制。《行动计划》提出”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与煤矿瓦斯利用、矿区新能源替代、矿卡电动化氢能化等任务组合,实质上是在构建”矿区尺度”的近零排放生产范式。对于采矿工程与碳管理交叉领域的研究者而言,矿区碳排放的全口径核算边界、逸散排放因子的本土化率定、以及”零碳矿区”的认证标准,均是政策落地急需补强的基础研究环节。

3.3 油气:CCUS全产业链布局成为政策主线

《行动计划》第七至九条构成油气行业节能降碳的完整叙事,其中最具战略价值的表述是”发挥油气行业CCUS全产业链优势,在鄂尔多斯、渤海湾、准噶尔、珠江口盆地布局二氧化碳驱油封存项目”(中国政府网)。这是国家级能源政策文件首次以”点名盆地”的方式部署CCUS集群化布局,其地理指向与我国陆上主力含油气盆地及近海封存潜力区高度吻合,实质上勾勒出国家CCUS基础设施的空间骨架。配合第九条”在炼油、煤制油气行业……开展CCUS规模化应用”,油气行业被定位为CCUS产业化的载体行业——这既源于油气企业在地质评价、注入工程、监测验证方面的能力积累,也因为二氧化碳驱油(CO₂-EOR)是目前唯一具备正向现金流潜力的规模化封存路径。
产业实践已经为这一布局提供了工程锚点。中国石化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CCUS全流程示范工程2022年建成,截至2026年3月累计注入二氧化碳总量突破13亿立方米,示范区日产油量从220吨提升至460吨,配套建成我国首条百公里级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并安全运行超1000天;中国石化已提出”十五五”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600万吨以上的目标(中国石化报)。此外,华能甘肃正宁电厂150万吨/年煤电碳捕集项目(全球最大煤电捕集工程)于2025年9月投运,延长石油形成41万吨/年驱油封存能力,中国建材青州水泥窑全氧燃烧耦合捕集项目形成20万吨/年能力(中国石化报)。这些项目的运行数据构成了政策目标设定的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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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代表性CCUS示范项目捕集规模
学术研究在盆地尺度的源汇匹配与驱油机理层面与政策形成直接呼应。Liang等对中国油气藏CCUS的现状评估指出,中国陆上沉积盆地具备可观的CO₂封存容量,但优质封存场所与排放源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错配(Fuel);Li等基于燃煤电厂源汇匹配分析发现,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需要电力部门大规模部署CCUS,且源汇匹配优化可显著降低运输成本(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Zhang等基于高分辨率地质变异性的CCUS布局优化模型估算,中国碳中和情景下CCUS减排需求将达到10亿—18亿吨CO₂量级,而当时仅有1个百万吨级项目在运,缺口巨大(Applied Energy)。谢卓然等系统综述了CO₂驱油的溶胀、降黏、混相机理与注入工艺,指出CO₂驱在老油田提高采收率与碳封存之间具有工程—环境协同潜力(工程地质学报)。《行动计划》对四大盆地的点名部署,可视为对这类源汇匹配与盆地筛选研究的政策确认。

四、消费侧:非化石能源替代的系统部署

4.1 工业供能转型与零碳园区建设

《行动计划》第十条部署工业供能模式转型,工具箱包括:工业园区及周边可再生能源开发、大型化工园区核能供热供汽、零碳园区和工厂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集成光伏、风电、高效热泵、新型储能、氢能、余热余压余气、智慧能源管控)、压减自备燃煤机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与工业副产氢利用(中国政府网)。这一部署与2025年12月公布的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直接衔接——该名单实现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国家级零碳园区设定了严格的核心指标:年综合能耗20万—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单位能耗碳排放不高于0.2吨/吨标准煤,100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园区不高于0.3吨/吨标准煤,仅相当于当前园区平均水平的约十分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碳经济网)。
零碳园区的系统工程属性吸引了大量学术研究。Wei等以广东工业园区为案例构建了碳中和园区的能源—经济—环境多目标优化框架,证明可再生能源制氢与多能互补是园区近零碳化的关键路径(Energy);Wang等针对鄂尔多斯零碳氢基园区提出了基于条件生成对抗网络与分布鲁棒优化的系统调度方法(Energy);Zhang等进一步提出电—碳—氢耦合的零碳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双层容量配置模型,将P2G与CCUS纳入园区尺度联合优化(Energy)。这些研究提示,零碳园区的技术瓶颈不在单一设备效率,而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渗透下的多能流协同优化与不确定性管理——这正是《行动计划》强调”智慧能源管控”与”数字化碳管理平台”的技术背景。

4.2 交通、建筑与农村用能的电气化替代

交通领域,《行动计划》提出交通与能源设施一体化规划、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近海和内河船舶燃料LNG与绿色氢氨醇及生物柴油规模化替代、机场飞机辅助动力系统替代设施改造,以及”快充为主、慢充为辅、大功率充电为有益补充”的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并创新性设定”率先对重大节假日期间利用率超过40%的充电设施实施大功率改造”的触发式指标(中国政府网)。建筑与农村领域则聚焦建筑光伏一体化试点、既有建筑节能降碳改造、散煤清零与农业生产电气化。这些部署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达到4000万个、人均年生活用电量达到1500千瓦时”的目标形成呼应(国家发展改革委)。
从碳排放结构看,交通与建筑部门的深度脱碳依赖终端电气化与电力部门脱碳的”双重转型”耦合。李晓易等关于交通运输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的研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梯次有序达峰”的思路,强调货运结构优化与能源替代的组合(中国工程科学);Xu等针对建筑部门提出了能效提升、电气化与监管优先的双碳控制技术路径(Carbon Neutrality)。《行动计划》将充电设施改造与利用率挂钩的触发式机制设计,体现了基础设施政策从”规模导向”向”效率导向”的转变,这一机制设计本身即可成为交通能源政策评估研究的自然实验素材。

4.3 热力系统转型与算电协同

《行动计划》第十三、十四条分别部署热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与绿色电力—新兴产业协同,前者强调风光供热、地热能、生物质供热、核能供热、余热资源化利用的多热源互补,以及储热(冷)系统与热力管网智慧调度;后者提出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规划建设、挖掘算力负荷时空可调节潜力、促进算电协同运行(中国政府网)。热力系统的复杂性在于其高度本地化、季节性与惯性大,多热源互补与长时储热的技术经济性研究在国内仍相对薄弱,政策对”具备条件的区域探索开展长时储热(冷)“的表述为储热技术预留了接口。
算电协同则是2025年以来能源政策的新兴主题,其背景是人工智能算力负荷的爆发式增长与绿电消纳压力的空间耦合。《行动计划》提出”深入挖掘算力负荷时空可调节潜力,促进算电协同运行”,将数据中心从单纯的用电大户重新定义为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资源。周峰等对我国数据中心碳中和路径的情景分析表明,在能效提升率、非化石能源占比等参数组合下,数据中心可在行业高增长情景下实现碳达峰(制冷学报)。对研究者而言,算力负荷的可调度性量化、绿电直连的物理与结算机制、“东数西算”与新能源基地的空间耦合优化,都是政策催生的新研究增长点。

五、技术创新前沿与学术研究互证

5.1 CCUS技术经济性的学术评估与政策响应

《行动计划》第十七条将”加快突破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CCUS等关键技术”列为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的首要方向,第二十条则提出”研究CCUS、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等低碳零碳负碳项目纳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的具体项目类型”(中国政府网)。前者指向供给侧的技术攻关,后者指向需求侧的收益机制——CCUS项目一旦纳入CCER方法学体系,封存减排量即可获得市场化变现渠道,这是破解CCUS”成本高、收益缺”困局的关键制度接口。
学术界对CCUS经济性的量化研究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成本曲线的参照。Zhang等对中国CCUS技术链条的经济性与规模预测表明,不同环节的成本下降路径差异显著,驱油利用环节的经济性明显优于纯封存(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Liu等基于碳中和愿景推演了中国CCUS发展路径,强调2030年前是规模化部署的窗口期(Carbon Management);Dou等系统分析了全球CCUS产业趋势与中国的挑战对策,指出集群化(hub)模式与管网基础设施共享是降本的主要路径(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燃煤电厂低浓度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已将再生能耗降至2吉焦/吨CO₂(中国石化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低浓度烟气捕集的能耗与成本仍是规模化的主要瓶颈,这正是《行动计划》部署前沿攻关的现实依据。
在政策体系层面,Ma等对中国59份CCUS相关政策文件的系统回顾指出,中国CCUS政策框架已初具雏形,但激励性政策与专项法规仍显不足(Frontiers in Energy);Song等的比较研究亦认为中国CCUS法律政策框架在产权界定、长期责任与跨境运输方面存在空白(IJERPH)。《行动计划》将CCUS纳入自愿减排方法学研究议程,恰是对上述”激励缺口”的直接回应;但方法学开发本身涉及封存持久性核算、泄漏责任分担、避免双重计算等复杂技术问题,需要碳封存科学与碳会计学的深度交叉研究支撑。Yao等对中国CCUS进展的综述和Wang等基于文献计量的中美CCUS技术储备比较均表明,中国在CCUS论文与专利数量上已实现赶超,但在大规模商业化集成示范方面仍落后于美国(Applied Science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行动计划》的盆地级集群部署正是弥合这一”示范鸿沟”的政策尝试。

5.2 煤电低碳化技术路线的政策—学术对话

煤电低碳化是《行动计划》与学术文献互动最密集的议题之一。政策文本延续了《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确立的生物质掺烧、绿氨掺烧、CCUS三条技术路线(国家发改委),并将其降碳要求从示范项目的”2025年降低20%、2027年降低50%“调整为面上改造的”降低10%左右”。这一调整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技术成熟度的现实判断:高比例掺烧与高捕集率仍受制于燃料供应链与成本约束,面上推广阶段宜以低门槛撬动广覆盖。
学术研究对三条路线的相对优劣给出了更精细的刻画。Xie等基于火用分析比较了生物质气化掺烧与直接掺烧耦合碳捕集的路径,指出火用损失与温室气体减排之间存在权衡(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Deng等的技术经济分析表明,电厂直接CO₂排放随捕集率或氨掺烧比例线性下降,20% CCS与20%掺氨的组合具有成本竞争力(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Energy);Ma等则探讨了氨在煤电灵活性提升与氨法碳捕集中的双重角色(Energy & Fuels)。煤化工领域的CCUS优先部署研究亦值得关注:Wang等针对中国煤化工行业构建了CCUS项目多准则部署优先级框架,测算其年CO₂排放规模与捕集潜力,为《行动计划》第九条”煤制油气行业开展CCUS规模化应用”提供了行业级的方法论支持(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

5.3 绿氢与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的规模化前夜

《行动计划》多处提及绿电、绿氢规模化替代与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其产业背景是: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绿氢、绿氨、绿色甲醇产能分别约25万吨、65万吨和38万吨,均占全球产能一半以上,但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在能源消费中占比仅1%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设定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200万吨的目标,意味着五年近7倍的产能扩张(财新)。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计划》第二十条将”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与CCUS并列纳入自愿减排方法学研究范围,而生态环境部已会同国家能源局发布我国氢能领域首个CCER方法学(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碳排放交易网),绿氢项目的碳收益机制已开始落地。
学术研究对绿氢规模化的经济约束有清醒评估。Su等对中国绿氢规模化扩张的研究指出,经济性机会与挑战并存,电解槽成本下降与电价机制是关键变量(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Meng等从”双碳”目标出发分析了中国氢能发展战略,强调绿氢全生命周期零碳属性对工业与交通脱碳的独特价值(Natural Gas Industry B)。《行动计划》中”探索氢电耦合开发利用模式”“攻关风光灵活高效制氢、规模安全储氢关键技术,突破绿氢合成催化、低碳合成工艺、长距离储运等核心技术”的表述,与上述研究识别的瓶颈高度吻合,体现了政策议程对学术前沿的吸收。

六、政策机制创新:统计核算、绿证与碳市场衔接

《行动计划》第七部分”健全节能降碳政策机制”包含三条:碳排放统计核算管理、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市场机制,构成”计量—引导—交易”的机制闭环(中国政府网)。第十八条要求围绕能源各环节组织碳排放统计核算、推进基础能源产品碳足迹标准制定和因子研制、常态化跟踪监测电力煤炭油气炼油行业碳排放并开展形势分析预测。第十九条建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完善消纳责任权重制度、扩大绿证市场并发布绿证价格指数、推动核电纳入绿电绿证体系、推动绿证纳入碳排放核算体系——这一条款的深层意义在于打通”绿电消费”与”碳排放核算”之间的凭证通道,使绿电的环境属性能够在企业碳账中被正式扣减。
碳市场衔接方面的进展尤为显著。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自2024年1月启动以来运行平稳,截至2026年6月底已登记项目40个、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2155万吨,累计成交近1500万吨、成交额超11亿元,2026年上半年成交均价82元/吨、较2025年全年均价上涨16%(21世纪经济报道);截至2026年7月底累计成交量1784.76万吨、成交额13.73亿元、成交均价83.83元/吨(碳中和资讯)。方法学体系方面,生态环境部已累计发布18项方法学,覆盖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碳汇、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节能提高能效等领域(21世纪经济报道)。CCER价格持续高于全国碳市场配额价格(2025年均价62.36元/吨)的”倒挂”现象,反映出自愿减排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也意味着一旦CCUS方法学落地,其减排量的市场溢价空间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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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成交量与价格走势
对政策机制的学术评估总体上支持当前改革方向。张希良等关于碳中和目标下能源经济转型路径与政策的研究强调,碳定价机制与行业政策的协同是低成本转型的关键;魏一鸣等提出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则表明,重点行业梯次达峰需要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北京理工大学学报);于贵瑞等从国家尺度讨论了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略,强调排放峰值、中和路径与技术体系的协同设计(中国科学院院刊)。顾佰和等进一步指出,碳达峰后时期的政策重心需从”达峰保障”转向”中和路径锁定”(中国科学院院刊)。《行动计划》在达峰窗口期提前布局CCUS方法学、绿证碳核算衔接等中长期制度,与上述”政策前置”的学术主张一致。

七、挑战研判与前沿研究议题

7.1 政策落地的结构性挑战

综合政策文本与文献证据,《行动计划》实施面临四重结构性挑战。其一是指标压力与消纳约束的叠加:非化石能源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要求每年约6000万吨标准煤量级的非化石能源增量,而新能源利用率目标已下调至90%左右,系统灵活性资源(新型储能、抽水蓄能、需求响应)的建设节奏将决定增量目标的可达性。其二是CCUS的成本—收益缺口:尽管捕集能耗持续下降,但当前CCER成交均价约80—90元/吨的水平尚不足以覆盖多数源种的捕集成本,CCUS方法学的减排量定价、驱油收益的计入规则、与碳市场配额的衔接方式,将实质影响油气盆地集群的投资决策。
其三是多目标权衡的治理复杂度:能源安全保供与节能降碳之间、煤电装机控制与电力充裕度之间、落后产能淘汰与地方经济就业之间,均存在现实的张力,《行动计划》提出”合理控制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而非硬性压减指标,正是这种权衡的体现。其四是计量基础设施的滞后:碳排放双控和绿证碳核算衔接都依赖高精度的能源碳排放因子库与实时计量体系,第十八条部署的统计核算机制建设周期可能长于政策实施周期,因子研制与MRV能力建设存在”制度等数据”的风险。

7.2 面向科研机构的前沿议题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报告向碳捕集、碳达峰、碳中和领域的研究机构提出以下值得重点投入的议题方向。第一,CCUS纳入CCER的方法学科学问题:封存持久性的监测核算周期、驱油封存中”增油排放”与”封存减排”的净额核算、泄漏风险的概率化责任分担机制、与ISO 27916等国际标准的对接,需要碳封存地质学与碳会计学的联合攻关。第二,四大盆地源汇匹配与集群基础设施优化:在鄂尔多斯、渤海湾、准噶尔、珠江口盆地尺度上建立高分辨率源—输—汇数据库,优化管网共享与注入序列,支撑盆地级集群的商业化模式设计,可借鉴已有布局优化模型框架向实际盆地参数化推进(Applied Energy)。
第三,煤电”掺烧+CCUS”组合改造的系统评估:10%度电降碳门槛下的技术组合优选、掺烧燃料供应链的碳足迹核算、改造工程与电力市场收益的耦合建模。第四,零碳园区/矿区的标准与优化理论:单位能耗碳排放0.2—0.3吨/吨标准煤的指标内涵、多能流协同的调度算法、绿电直连的结算机制。第五,碳排放双控下的能源计量学:能源各环节排放因子的本土化研制、数字化碳管理平台的数据质量控制、产品碳足迹与绿证抵扣的核算规则,这是支撑全部政策工具的基础学科问题。第六,煤炭石油消费达峰的实证检验:达峰判定的统计标准、峰值平台期的结构分解分析、达峰后存量替代路径的动态优化,均需结合能源经济与系统建模方法持续跟踪。

八、结论

《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2028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能源领域节能降碳的纲领性行动文件,其政策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目标层面,以年均约1个百分点的非化石能源比重提升和煤电15个百分点的能效标杆产能提升,将2030年碳达峰相关目标转化为可考核的三年行动;在路径层面,确立了”化石能源行业深度降碳+消费侧非化石能源替代”的双主线结构,并将CCUS从示范技术升级为行业改造标准选项与盆地级基础设施布局;在机制层面,通过碳排放统计核算、绿证碳核算衔接、CCUS纳入自愿减排方法学研究等部署,为碳排放双控时代构建了计量与市场基础。对学术界而言,该文件提供了丰富的”政策—科学”接口:CCUS方法学、盆地源汇匹配、煤电组合改造、零碳园区标准、能源碳计量学等方向,既是政策落地的瓶颈,也是产生高水平原创研究的战略机遇。
来源:双碳研究